股票配资推荐网周养浩知道沈醉判断失误：徐远举不在1973年病死，哪一年能特赦？

沈醉一向以精明自诩，但是在判断自己和“伙伴”什么时候能特赦的时候股票配资推荐网，却频频失误：他先是认为自己能出现在1959年第一批特赦人员名单上，在自己第二批特赦的时候，又认为徐远举能在第三批特赦。

沈醉只失望了一年，就在1960年第二批特赦，徐远举则是年年失望年年望，望眼欲穿不见特赦令，在1973年把自己气死了。

同为“军统三剑客”，周养浩似乎并不像沈醉和徐远举那么希望提前特赦，我们遍翻相关回忆文章，也找不到周养浩写的交代材料，以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兼督察主任身份被俘的周养浩似乎“躺平”了。

直到1975年全部战犯均获特赦，我们才看出周养浩的心机深沉：他之所以不积极改造，也不盼着提前出去，就是留了后手——只有这样，才能去台湾投奔蒋家父子。

周养浩机关算尽，就是每算到他特赦的时候老蒋已经病入膏肓，主事的小蒋直接给他吃了闭门羹。

周养浩虽然碰了壁，但是在自己和其他将军级特务的特赦时间上，他显然算得比较准确：既不像沈醉那样积极，也不像徐远举那样积极，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份特殊，做过的事情也很特别，不管他如何学习改造，特赦时间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。

沈醉认为自己在云南起义通电上签过字，还公开通过广播和报纸命令云南特务停止活动，即使不算起义也算投诚，第一批特赦就应该有他。

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后，沈醉是很不满的，即将离开的杜聿明安慰他的时候，他居然急眼了：“杜聿明在和我分手时，已看出了我不安的心情，所以他走出寝室门，一大群人争着和他握手，他看我没有伸出手来，便很严肃地对我说：‘你不能泄气，也没有理由泄气，既有第一批肯定会有第二第三批，你今天还不符合特赦的标准，好好再争取一下吧！我在外面等候见你。’我一听这话立刻反感异常，便气愤愤地说：‘我还不合特赦标准，当然我比不上你！’（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）”

经杜聿明开解，沈醉才想起自己关押时间还不到十年，这才对杜聿明的严谨表示敬佩，同时也对自己的特赦不抱希望，所以1960年11月18日《人民日报》报道第二批特赦战犯的名单已送交人大常委会去审议的时候，沈醉先是兴奋，然后出现了误判：“第一批在北京特赦的，没有干特务的，别处特赦的也没有干特务的，我便肯定第二批不会有我。”

沈醉是这样分析的：第一批特赦人员共有三十三名，其中十名出自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这十人都是高级军官，战场厮杀没有个人恩怨，所以特赦早一点很正常，而沈醉从十八岁就入行当特务，被他逮捕、杀害、迫害过的人不上万也过千，他承认自己1949年在昆明就曾主持逮捕过近五百人：“现在正在政府中负重要责任的许多人中我也迫害过，有的甚至打骂过，还有些人的父兄是死在我手中。”

沈醉以己度人，认为会被报复，结果第二批特赦名单一出来，他再次傻眼，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“二批喜有我，从此做新人。”

欣喜若狂的沈醉还不忘“鼓励”他的“老朋友”徐远举：“这次是由徐远举代表在押战犯致感谢词，我在离开监狱与徐远举握手告别时，叮嘱他好好争取一下，第三批一定有他。第一批特赦时代表致辞的是庞镜塘，第二批便有他，依此类推，第二批特赦时，代表致辞的第三批便肯定有份了。”

为什么让徐远举代表待特赦人员发言，笔者没有从相关资料中找到答案，但第一批特赦名单公布后，第一个跳脚大叫的确实是徐远举，而且徐远举的喊叫，还引起了很多待特赦战犯的“共鸣”。

徐远举不像沈醉那样听人劝，甚至连自己的关押时间都没计算就发牢骚，果然跟他的“猛子”绰号十分匹配——当年特赦有两个必备条件：其一，确已改恶从善；其二，改造已满十年。徐远举有没有改造好暂且不提，他跟沈醉一样，在第一批特赦时还差几个月满十年，却是无法改变的。

我们翻看全国政协《文史资料选辑》和回忆录专刊《纵横》杂志，能找到沈醉和徐远举近乎交代材料的回忆文章，这说明沈徐二人确实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恶。如果说沈醉的文章还有些遮遮掩掩，那么徐远举的《自供状》则毫不掩饰：“1948年，我在重庆任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兼军统西南特区区长。这一年，是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的第二年。国民党反动派如坐针毡，极度不安。为了稳定后方，加紧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，策划了一连串的反革命阴谋。而我在这些罪恶活动中，秉承他们的意旨，充当了屠杀人民的急先锋。”

徐远举能写出“国民党反动派”六个字，说明他已经跟蒋家父子彻底划清了界限，这六个字，在沈醉的五本回忆录中，也仅仅出现过两次而已。

徐远举一直以为自己能提前特赦，沈醉似乎也有同感，而不像沈醉那样积极，也不像徐远举那样着急的周养浩则心中有数：同样是军统（保密局）特务，在起义通电上签字，并“交出”四个少将特务（徐远举、周养浩、成希超、郭旭）的沈醉可能提前特赦，郭旭也可能提前特赦，但他和徐远举以及其他大区区长、省站站长、总部少将处长或专员，是很难提前特赦的。

郭旭是“经理处”处长，跟沈醉当“总务处长”时的工作性质差不多，手上血债不像徐远举周养浩那么多，而且郭、沈二人都比较精明，知道上什么山唱什么歌，就连文笔也比其他行动特务好一些，我们翻看全国政协《文史资料选辑》，也能找到郭旭写的《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劫掠和大屠杀》《重庆、成都解放前夕蒋介石指使的大破坏与大屠杀》、《我们所知道的郑介民》（署名为沈醉、郭旭），此外郭旭还写了《孔祥熙其人其事》、《戴笠及军统与杜月笙的关系》——在将军级特务战犯中，郭旭的“作品”数量仅次于沈醉，所以沈醉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，郭旭1961年12月25日第三批特赦。

特务出身的特务，如果不是改造特别积极，就几乎不可能在前几批特赦，如果是血债累累，那么即使改造也比较积极，写的材料也比较多，特赦还是不那么容易，这一点徐远举不不知道，周养浩却十分清楚，所以他的态度一开始是又臭又硬吗，后来是“随大流”。

手上沾了太多鲜血还想早些出去，徐远举比较“天真”，而周养浩则比较狡猾，他“不声不响”给自己留了后路，在这方面，他确实比徐远举“高明”——作为《红岩》中徐鹏飞、沈养斋、严醉的历史原型，徐远举和周养浩在书中都是不折不扣的恶魔，严醉（沈醉）还有一丝天良未泯，所以沈醉能提前出去，而徐远举和周养浩就只能“耗着”了。

即使仅以《红岩》为依据，我们也能发现徐远举周养浩罪无可赦，沈醉这个跑腿学舌的还没有坏透腔。

就连沈醉在回忆录中，也承认自己罪过不小，徐远举周养浩的罪过更大：“我在昆明一次抓过四百多人，秘密杀掉了几个我认为是企图打进云南省站的参训班的学生。徐远举在重庆解放前夕，把关在白公馆和渣滓洞内所有共产党员、民主人士、爱国青年，甚至连因违反纪律关在里面的军统特务，都一个不留地杀掉了。周养浩在重庆担任保防处长时，把该处逮捕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的几十名共产党员和嫌疑犯都杀了，在担任军统局息烽监狱主任时，杀过共产党四川省委罗世文、军委车耀先，以及打进军统的共产党员张蔚林等上百人。”